1931年,今天墾丁石牛溪東岸、距離南灣大約一公里的地方,一群臺北帝國大學的研究者正在挖土。土層裡陸續出現石板棺,還有人骨、玉器、陶器、貝製飾物與磨製石器。
參與這場發掘的人,包括移川子之藏、宮原敦,以及一位當時三十歲的人類學者——宮本延人。這場發掘後來被視為臺灣考古學史上第一次由學術機構進行的大規模正式考古發掘。
不過,故事如果從1931年才開始講,就會漏掉另一個人。因為最早找到這個遺址的,其實不是宮本延人。
墾丁遺址到底是誰先發現的? #
很多後來的介紹都曾寫「1930年,宮本延人發現墾丁遺址」。但現在把早期資料重新排回時間順序,就會看到另一條線。
1912年11月19日,山田金治已經在墾丁寮發現史前遺物。山田當時任職於林業試驗場恆春支場,從1912年至1919年間,多次在墾丁寮採集打製石斧、磨製石斧、石杵、石刀與陶片,也注意到當地存在文化層。1921年,他已經發表恆春半島石器時代遺物的相關研究。
到了1930年,宮本延人才前往墾丁寮進行調查。1931年3月、7月與10月,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宮原敦等人接著進行數次發掘。
所以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山田金治是目前可追溯的早期發現者;宮本延人與臺北帝大團隊,則把墾丁寮帶進正式的學術考古發掘。這個差別很重要,因為它剛好反映臺灣考古學在1930年代發生的一個轉折:從個人的踏查、採集,逐漸走向由大學研究機構進行的發掘與研究。
1931年,墾丁寮的發掘 #
墾丁寮的1931年發掘,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當然還不能算現代考古。中央研究院的整理也特別指出,當年的工作主要仍是石板棺墓葬、人骨與遺物的清理和採集,並不符合今天嚴格的地層發掘與紀錄方法。
但放在1931年的臺灣,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是臺灣考古學史上公認相當早、而且是由學術單位進行的大規模正式發掘。當年留下的資料包括石板棺、人骨,以及小螺珠、鈴形玉珠、墾丁型玉墜、陶器、繩紋陶罐、貝手環和磨製石器等。部分標本至今仍收藏在臺大人類學系與臺大醫學院。
1935年,墾丁寮被臺灣總督府指定為「墾丁寮石器時代遺跡」,列入「國指定之史蹟及天然紀念物」加以保護。在「墾丁」成為臺灣最著名的海濱觀光地以前,它早就是臺灣考古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名字。
宮本延人其實不是考古學出身 #
宮本延人1901年出生於日本長野縣上田。1928年從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畢業後,同年來到臺灣。那一年也正好是臺北帝國大學成立。
宮本成為文政學部史學科「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助手,教授是移川子之藏,後來加入研究工作的學生則包括馬淵東一。這個講座規模很小,卻成為後來臺大人類學系非常重要的學術源頭。
宮本真正投入最多的,其實是民族學田野調查。但當時臺灣的人類學、民族學與考古學並不像今天分得那麼清楚。研究原住民族的人,也會記錄舊社、蒐集器物、調查石棺、研究史前遺址。宮本因此同時在臺灣民族學史與考古學史上留下大量資料。
1931年墾丁寮發掘後,他很快就在《南方土俗》發表〈墾丁寮の石棺と臺灣各所の石棺出土について〉,討論墾丁寮與臺灣其他地區出土的石棺。三十多年後的1963年,他又重新整理這批材料,發表〈臺灣の南端墾丁寮石棺群遺跡〉。可見墾丁並不是他年輕時一次性的田野工作,而是一個多年後仍回頭整理的研究題目。
他真正跑得最多的地方,是原住民族部落 #
如果只談墾丁,其實仍然看不到完整的宮本延人。1929年,他已經和移川子之藏、鹿野忠雄、馬淵東一等人前往蘭嶼調查。接下來數年,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展開大規模的臺灣原住民族田野工作。
他們問耆老:祖先從哪裡來?家族如何分支?部落從哪裡遷移?哪一個氏族與哪一個氏族有關?哪些部落曾經結盟、戰爭或通婚?大量口述傳說與系譜,就這樣被一筆一筆記錄下來。
1935年,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共同完成兩大冊《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這項工作歷時約五年的田野調查,再經整理撰寫完成,內容涵蓋各族群的分布、神話、遷徙、部落關係與龐大的系譜資料。這本書後來獲得帝國學士院賞,也成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極重要的一部作品。
今天當然不能把1930年代日本人類學者的族群分類與詮釋視為不可修正的答案。殖民權力、研究者的位置,以及族人自身如何理解歷史,都必須重新放進討論。但那些在1930年代向耆老取得的口述與系譜,有一項後來任何研究都無法重新取得的價值:當年接受訪問的那些人,今天已經不在了。
1936年,他還留下了一卷會「動」的田野資料 #
1936年底,新竹大隘社的賽夏族正在舉行巴斯達隘祭典。臺北帝國大學的研究團隊也來了。移川子之藏負責調查訪問,而拿著攝影機的人,正是宮本延人。
他使用16毫米攝影機,拍下一卷約15分鐘的黑白無聲影片。影片記錄了迎靈、娛靈、逐靈、送靈等不同祭儀過程。這卷影像後來在戰後長期塵封於臺大庫房,1994年清點收藏時重新被發現,再經修復與數位化,2007年又被帶回賽夏族部落放映。
這件事非常有意思。1936年,宮本大概把攝影機當成一種民族學記錄工具。七十多年後,它卻成了後代重新觀看祖先如何跳舞、祭祀與生活的影像。有些田野資料的價值,真的要過幾個世代才看得出來。
留用日籍教師 #
1940年後,宮本歷任臺北帝大講師、臺灣總督府調查官,以及南方人文研究所助教授。1945年日本戰敗,臺北帝國大學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宮本沒有立即返日,他被留用,協助大學移交與研究工作;1947年升任教授,直到1948年才返回日本。
從1928年來臺到1948年離開,整整二十年。宮本27歲來到臺灣,離開時已經47歲。一個人從青年到中年的整段歲月,幾乎都在臺灣度過。
1966年重返台灣 #
回到日本後,宮本延人長期任教於東海大學,後來也曾擔任文學院長。但他和臺灣的學術關係並沒有完全中斷。1966年,他再次來臺,擔任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客座教授。1972年退休,1975年獲東海大學名譽教授。
這時的臺灣考古學已經和1931年完全不同了。戰後的新一代研究者開始建立現代考古學方法。1953年,石璋如、宋文薰等人重新調查墾丁;1977年,李光周等人又在墾丁遺址進行發掘。1931年那批被挖出的石板棺,並沒有成為故事的終點,只是後來數十年墾丁考古研究的開頭之一。
《我的臺灣紀行》 #
到了晚年,宮本開始系統整理自己在臺灣二十年的記憶。1982年起,他以〈私の臺灣紀〉為題,在日本東海大學相關刊物《松前文庫》陸續發表,從第一回一路寫到第十六回,最後一篇刊於1986年。宮本延人於1987年去世。
之後,臺灣考古學家宋文薰、連照美將這批宮本口述與文章翻譯、編輯,1998年由南天書局出版,中文書名叫做《我的臺灣紀行》。
這本書之所以值得讀,不只是因為它記錄一個日本學者的生活,而是因為宮本恰好站在臺灣學術史的一個特殊位置。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剛成立;1931年,他參與墾丁寮發掘;1930年代,跟著研究團隊進入原住民族部落;1945年,親眼看到帝國大學變成臺灣大學;1948年,才離開生活二十年的臺灣;1966年,又以客座教授身分回到臺大。到了晚年,他再把那些人、那些田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臺灣,一篇一篇寫回紙上。
所以《我的臺灣紀行》這個名字,其實非常適合宮本延人。他的一生留下了兩種臺灣:一種埋在地下,是墾丁的石板棺、陶片、玉器與人骨;另一種留在記憶裡,是部落、人物、祭典,以及1928年至1948年間,那個他曾經生活了二十年的臺灣。而今天我們重新打開他的田野紀錄,其實也是沿著他的「臺灣紀行」,再走一次那個已經遠去的年代。
參考資料 #
- 宮本延人,1931。〈墾丁寮の石棺と臺灣各所の石棺出土について〉,《南方土俗》1(3):112–114。
- 宮本延人,1963。〈台湾の南端,墾丁寮石棺群遺跡〉,《東海大学紀要 文学部》4:25–42。
-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全2冊。東京:刀江書院。
-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編譯,1998。《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