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細胞 
ArchaeoCell Lab. 考古細胞 
1897年10月12日，臺北。一個日本人天還沒亮，就往圓山一帶的貝塚走去。他不是只有鏟子、筆記本和採集袋，腰上還掛著一把手槍。
這不是後人為了增加故事效果編出來的。他自己在寫給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坪井正五郎的信裡說，附近兩三天前才發生動亂，因此「小生は腰にピストルを帯びて旅行致居候」（我腰間帶著手槍旅行）。接著他甚至有點得意地寫：日本人帶著手槍去看貝塚、撿石器，自己大概還是第一個。
這個人就是鳥居龍藏。而幾天後，他又搭船離開臺灣本島，前往當時對日本學界幾乎仍是一片未知的島嶼——紅頭嶼，也就是今天的蘭嶼。
圓山遺址不是鳥居發現的 #
臺灣早期考古史常常把幾個人的事蹟混在一起。1896年，粟野傳之丞已在芝山岩拾獲石器。1897年3月7日，上一篇介紹過的伊能嘉矩在臺北圓山一帶發現石器、陶器與貝塚遺留。4月18日，伊能又與宮村榮一到現場進行發掘。
所以圓山貝塚的發現者不是鳥居龍藏。鳥居是在七個月後，1897年10月第二次來臺時，才前往圓山、劍潭一帶調查。10月9日至12日，他在淡水河、基隆河交會一帶踏查貝塚，採石器、看陶片、記錄地層，畫下遺址與河川的位置。他寫信回東京說，自己看到九處遺跡，甚至採集到近百件石器。而10月12日那封通信，才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腰掛手槍去看貝塚。
他去的「圓山」可能不是今天你以為的那個圓山 #
考古史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連「以前的人到底在哪裡調查」，有時都需要重新考古。鳥居自己的文章把調查地點稱作「圓山」，但1897年的地名範圍和今天並不完全相同。
後來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等人考證認為，鳥居當時真正發掘的貝塚，可能不是今天圓山公園內最著名的那一處，而更接近基隆河北岸、後來臺灣神社與劍潭一帶的劍潭貝塚／宮之下貝塚。
所以較正確的說法是：1897年鳥居調查、發掘了當時被他稱為「圓山」的圓山—劍潭一帶史前遺址。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重新整理早期考古史時，不能只把一百年前學者文章裡的地名，直接套到今天的Google地圖上。
為什麼考古還要帶手槍？ #
因為那是1897年的臺灣。日本接收臺灣才兩年，武裝抗日與地方衝突仍然持續。鳥居在10月13日的通信裡直接提到，貝塚附近數日前才發生當時日本人所稱的「土匪」活動。
「土匪」當然是殖民統治者當時使用的稱呼。站在今天，我們知道其中包含許多不同性質的抗日武裝、地方勢力與治安衝突，不能直接沿用當年的政治分類。但可以確定一件事情：鳥居說自己帶著手槍，不是傳說，是他自己留下的文字。
而這個畫面也非常準確地反映1890年代臺灣田野工作的樣子：考古學家還沒有四輪傳動車，沒有GPS，沒有手機。一個研究者就這樣腰掛手槍，走到河邊撿石器。
鳥居龍藏與卑南遺址 #
鳥居第一次來臺灣，是在1896年。當時日本取得臺灣才第二年，東京帝國大學開始派遣動物、植物、地質與人類學研究者進入這座剛成為殖民地的島嶼。
鳥居原本甚至不是教授。1893年進入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時，他的工作是整理標本。他沒有接受一般大學教育，主要靠大量閱讀、自己做考古調查，再受到坪井正五郎提攜進入人類學研究。1896年，26歲的鳥居就被派到臺灣，他的第一次主要調查臺灣東部——花蓮、太巴塱、海岸山脈、卑南、知本。
而當他經過今天的卑南遺址時，還拍下了幾根巨大石柱，其中就包括今天仍矗立在卑南文化公園裡的月形石柱。這批1896年的照片，目前被認為是卑南遺址最早的影像紀錄。所以後來鹿野忠雄研究卑南巨石，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在1945年空襲中發掘卑南，再到宋文薰、連照美1980年代的大規模搶救考古以前，鳥居龍藏的相機，已經先把它拍了下來。
1897年，他真正想去的地方其實不是圓山 #
圓山只是第二次調查的前奏。鳥居1897年真正的大目標，在臺灣東南方海上，當時叫做紅頭嶼，今天叫蘭嶼。
1897年10月25日，鳥居龍藏和助手中島藤太郎抵達島上。第二天，他們在今天紅頭部落一帶的海岸附近搭起帳篷。鳥居的田野筆記甚至寫下，他選了一個可以從海邊小丘隱約望見臺灣本島的位置，作為調查據點，然後住了下來。從10月25日到12月29日，大約兩個月。
一百多年前的蘭嶼，被他的相機停住了 #
鳥居帶去了一樣在當時人類學田野工作中仍相當新奇的東西：照相機。1896年第一次臺灣調查時，就是鳥居第一次在自己的野外學術調查中使用照相機。到了紅頭嶼，他更大量拍攝島民與生活環境：地下屋、拼板舟、海岸、男性與女性、髮式、服飾、漁撈工具、器物、人的正面與側面，甚至島嶼本身的地形。
這些影像後來整理成1899年出版的《人類學寫真集 臺灣紅頭嶼之部》，1902年，又出版《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今天看這些照片，會產生一種非常奇妙的時間錯位。那些照片拍攝時，清朝統治臺灣結束才兩年，萊特兄弟甚至還沒有讓飛機升空。但蘭嶼達悟族人的房屋、船、人與生活，已經被玻璃乾版固定在影像裡。
因此1897年鳥居的調查，也被視為蘭嶼第一次由研究者進行的系統性學術調查，並留下蘭嶼非常早期的影像與地圖紀錄。
「雅美族」這個名字，也和鳥居有關 #
這裡還有一段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故事。鳥居在調查紅頭嶼時，把島上居民記為Yami，後來漢字寫成雅美。這個名稱逐漸進入日本政府與學術界的分類，「雅美族」也因此被使用了一百多年。
不過，這並不是一個毫無問題的命名。後來的語言學研究指出，Yami可能與巴丹群島居民對北方島嶼的方位稱呼I-Hami、I’Ami有關。島民自身則有Tao／Tao no pongso等自稱，「Tao」意為「人」。因此今天可以看到「雅美」與「達悟」兩種名稱並存，不同族人對族稱也有不同主張；原民會目前的官方族群頁面仍使用「雅美族」，並說明部分族人另外使用「達悟」。
早期人類學家不只是在「記錄」族群，他們替族群分類、命名的方式，本身也可能影響後來一百年的歷史。
而上一篇的伊能嘉矩，竟然也跑到紅頭嶼來了 #
鳥居正在紅頭嶼調查時，另一位熟面孔出現了：伊能嘉矩，也就是上一篇介紹的那位，花192天進行臺灣原住民族踏查的人。
1897年11月，伊能也來到紅頭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甚至專門刊出〈伊能嘉矩氏と鳥居龍藏氏との會合〉，記錄兩人在臺灣田野相遇這件事。想像那個畫面其實很有趣。十九世紀末，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島，沒有機場，沒有港口觀光船，兩個後來會被寫進臺灣人類學史的人，竟然就在那裡碰面了。
但這次調查，也死了一個人 #
鳥居的紅頭嶼故事並不全是浪漫的「探險」。和他同行的助手中島藤太郎，在島上工作期間發生意外。1897年12月20日，中島因意外造成嚴重燒傷，最後死亡。今天德島縣立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重新追查鳥居當年的蘭嶼足跡時，仍特別提到中島之死。
所以鳥居離開紅頭嶼時，帶走的不是只有照片、筆記與民族誌資料，那趟兩個多月的田野，也留下了一名助手的生命。
他來臺灣，其實不是四次，而是五次 #
鳥居龍藏1896至1900年間四度來臺，這個說法不能算錯，因為前四次確實集中在1896、1897、1898與1900年。楊南郡等人的著作也多依這個架構整理。
但是近年重新整理鳥居留下的田野筆記後，又確認了一次以前比較少被注意的調查。1910年12月至1911年2月，鳥居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委託，第五次來臺，這一次主要補做北部新竹、苗栗、角板山、宜蘭等地的原住民族調查。他甚至又回到圓山、劍潭，1910年12月27日與1911年2月5日，再次調查貝塚，留下斷面圖與照片。
因此比較完整的說法是1896年至1911年間，鳥居龍藏共進行五次臺灣調查。
從一把手槍，到一部相機 #
今天重新看鳥居龍藏，很難只用「偉大的探險家」來形容。他確實留下極重要的資料：圓山的石器與貝塚、卑南的月形石柱、紅頭嶼的地下屋與拼板舟、各地原住民族的照片，數以百計的田野筆記。甚至在1900年的第四次調查中，他和森丑之助深入臺灣中南部山區、登上玉山並橫越中央山脈，在六十多處地點記錄到考古遺物，成為臺灣中部早期考古調查的重要一環。
但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同樣發生在殖民統治剛開始的年代。測量人的身體、替人分類、替族群命名、蒐集遺物與人骨，再把這些知識帶回帝國大學。這些事情今天都必須重新放回殖民時代的權力關係與研究倫理中檢視。
所以1897年那個畫面，反而很適合作為鳥居龍藏的縮影。一個研究者站在臺灣，腰間掛著手槍，身邊帶著相機。手槍，提醒我們那是一個殖民征服仍在進行、充滿衝突的年代；相機，卻留下了一百多年後再也不可能重新拍攝的臺灣。
而他的鏡頭裡，有圓山的貝塚，有卑南的石柱，也有1897年的紅頭嶼。今天我們重新翻閱那些照片，看到的不只是鳥居龍藏眼中的臺灣，也是臺灣第一次被近代人類學與考古學，大量凝視、分類、測量與記錄的年代。
參考資料 #
- 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2021。《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出版。
- 鳥居龍藏著，夏曼・藍波安總主持，李文茹、徐佩伶、楊智景譯註，2017。《紅頭嶼研究第一本文獻》。原住民族委員會。
- 石尾和仁，2013。〈鳥居龍蔵の第5回台湾調査をめぐって〉，《德島縣立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研究報告》1：171–181。
- 陳光祖選註，蔣薰誼、黃文嫻、黃秀敏譯，2021。《國定圓山考古遺址日治時期文獻選譯》。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