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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川子之藏:309份祖先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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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剛成立。其中有一間規模小得有點不可思議的研究室:一位教授、一位助手,再加上一個真正跟著做研究的學生。就這樣。

教授叫做移川子之藏。助手是上一篇介紹過的宮本延人。那個學生,則是後來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研究重要人物的馬淵東一。三個人,後來卻做出了一本厚到今天研究臺灣原住民族歷史,仍然經常必須翻開的書——《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他們用了大約五年時間,調查291個部落,留下309份系譜,記錄祖先、記錄遷徙、記錄氏族、記錄部落之間的分合,甚至追問「你們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

而這間只有幾個人的研究室,就是今天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前身。

在美國受訓的人類學博士 #

移川子之藏1884年出生於日本福島縣。他的學術背景和這個系列前面幾位很不一樣。鳥居龍藏沒有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伊能嘉矩主要靠田野與自學累積學問,森丑之助甚至沒有大學學歷。但移川子之藏走的是另一條路:美國學院派人類學。

1904年中學畢業後,他前往美國求學,後來取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917年更在哈佛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他的指導教授是研究太平洋民族文化的Roland B. Dixon,博士研究關注印度尼西亞裝飾藝術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在來臺灣以前,移川腦中思考的,已經是臺灣、東南亞與整個太平洋世界之間,到底有什麼文化聯繫?

1928年,他在臺灣建立了一間「人類學實驗室」 #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移川子之藏受聘為文政學部教授,開始籌設「土俗人種學講座」。「土俗」這兩個字今天聽起來有點奇怪,當時大致涵蓋我們今天所說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研究;「人種學」則又涉及當時盛行的體質人類學。

嚴格來說,它不是今天意義下一個獨立的「人類學系」,而是文政學部史學科下面的一個講座,是日本大學制度中極早出現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專門教學研究單位之一。而且別看人少,設備可不少:教授室、標本整理室、實驗室、照相暗房、標本陳列室,一整套都建起來了。

所以臺灣人類學在這裡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以前鳥居、伊能、森丑之助來臺灣,很多時候是一個研究者帶著筆記本去調查。到了移川這一代,變成一所大學,有預算、有研究室、有標本、有學生,長期進行田野調查。至此臺灣的人類學與考古學,開始真正「學院化」。

第一批人少得可憐 #

這間研究室最初的人力,真的非常小。移川子之藏是教授,宮本延人是助手,而真正從這套訓練裡一路成長的代表性學生,幾乎只有馬淵東一。但三個人的分工很有意思:移川負責整個研究方向與比較民族學架構,宮本大量處理田野、標本、攝影與研究室實務,馬淵則是那個真正長時間泡在山裡的年輕研究者。

後來整理研究歷程時甚至統計: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的實地工作中,移川的田野調查約88天,宮本約129天,而馬淵東一竟然達到425天。換句話說,這本書雖然經常首先和「移川子之藏」連在一起,但它絕對不是一個教授坐在辦公室裡完成的作品。它背後其實是一整個團隊,尤其是宮本與馬淵,長時間在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中累積出來的田野成果。

「你們祖先從哪裡來?」 #

這套研究最核心的方法,不是量頭骨,也不是只蒐集標本,而是訪問耆老。你的祖父叫什麼?曾祖父呢?你們這一家從哪個部落搬來?以前住在哪座山?和旁邊那一社是同一個祖先嗎?這個氏族為什麼分出去?以前跟誰打過仗?又和誰通婚?哪些人搬走了?哪些部落消失了?

研究者把這些口述記憶一條一條畫成系譜,再把不同家族的系譜互相比對,最後留下309份系譜,調查範圍涉及291個部落。這些資料最後不只是回答「某一個人的祖父是誰?」而是被拿來重新拼出部落遷徙、氏族分化、族群接觸、聯姻、戰爭、移居,以及不同群體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所以書名才叫《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這裡的「高砂族」是日治時期的歷史名稱,今天應稱臺灣原住民族)。

文字不夠就拍照,照片不夠就拍電影 #

移川自己在書序裡說得非常直接:既然要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系統與分布,就必須實地踏查。他甚至形容,臺灣本島與離島原住民族居住地,幾乎都留下了研究者的足跡。

1929年,移川、宮本、鹿野忠雄、馬淵東一等人就一起出現在蘭嶼,今天留下的一張著名照片,可以看到他們站在蘭嶼警察署前。後來宮本、馬淵又不斷利用寒暑假深入各地進行調查。1936年,研究室甚至把16毫米攝影機帶進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祭典,移川負責訪談與調查,宮本延人負責攝影。那卷將近九十年前的黑白影片,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當時賽夏族人迎靈、祭歌與舞蹈的畫面。

這也是土俗人種學教室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文字不夠,就拍照;照片不夠,就拍電影;器物可以帶回來,就進標本室;而人的記憶,則盡可能在老人還活著的時候寫下來。

1935年終於出版 #

研究進行大約五年後,1935年,成果正式出版。書分成本文篇以及資料篇。本文篇討論各族的生活地域、神話、系譜、部落關係與遷徙;資料篇則把大量系譜、照片、地圖、田野資料,真正放出來。

作者署名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另外還有語言學家淺井惠倫等人參與部分田野工作。這項研究很快獲得日本學界高度肯定,1936年,移川子之藏獲得帝國學士院賞,這也是當時日本學術界非常重要的獎項。

八、九十年後還有人拿來尋祖 #

學術書通常有一個命運:出版、被引用,然後慢慢變成圖書館裡沒有人翻的老書。《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卻沒有完全變成這樣。因為309份系譜保存的是1930年代仍然活著的耆老所記得的祖先,其中許多資訊,今天已經不可能重新訪問。

1980年代開始,臺灣學者甚至重新拿著這批系譜回到部落,進行再調查、比對與補充。2011年前後,楊南郡又花費多年翻譯、考證,讓這套書以《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重新以中文完整呈現。時任原民會主委孫大川曾形容,楊南郡的工作讓原住民族在「找尋祖先的路途上,少走了許多冤枉路」。

這可能才是田野筆記最讓人意外的生命。1930年代,研究者問老人「你的祖父叫什麼名字?」八十年後,老人的曾孫,反過來翻那本書找自己的祖先。

替原住民族「分類」 #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還建立了一套影響深遠的族群分類框架。研究中將當時調查對象分成Atayal、Saisiat、Bunun、Tsou、Rukai、Paiwan、Panapanayan、Pangtsah、Yami,也就是後來長期被稱為「九族」的分類基礎之一。

這套分類後來深刻影響戰後政府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行政分類與社會認知。但是今天回頭看,後來更多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研究,以及最重要的族人自己的認同與正名運動,不斷修正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分類。因此這本書的重要性,並不是「1935年已經替所有原住民族找到正確答案」,而是它留下了一批極珍貴的原始資料,但研究者如何把這些資料分族、命名與解釋,仍然必須持續被重新檢討。

「知道一個族群」,對殖民政府也很有用 #

這件事同樣不能避開。這套大型調查並不是發生在一個政治真空裡,它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年代。研究計畫受到殖民政府體制與資源支持,移川在序文裡也明確感謝總督與總督府對調查、出版的協助。

對人類學家而言,知道一個部落從哪裡遷來、由哪些氏族組成、和哪些聚落有衝突、誰和誰有親屬關係,這些是民族學資料。但是對統治者而言,同樣的東西也可能成為治理知識。所以移川子之藏建立的這套學術體系,有兩個面向必須同時看到:它確實保存了大量今天無法重做的原住民族歷史資料,但這些知識,同時也是在殖民帝國的大學與行政制度裡生產出來的。

這間教室也開始「挖臺灣」 #

土俗人種學講座並不只研究活著的人,它同時開始系統性蒐集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墓葬、民族學器物。今天臺大人類學博物館收藏的許多早期民族學與考古標本,其系統性典藏正可以追溯到1928年移川與宮本建立研究室之後。

1931年前後,移川、宮本延人、宮原敦等人又參與墾丁寮遺址的正式發掘。那場工作成為臺灣早期最重要的大規模考古發掘之一。此後這個研究體系又在臺灣各地進行大量調查與發掘,從北部、中部、南部、東部,一直到澎湖。今天臺大人類學系同時研究民族學與考古學的傳統,其實早在「土俗人種學教室」時期就已經形成。

一場接力賽 #

如果一路看這個系列,會發現臺灣早期的人類學與考古學,像接力一樣。伊能嘉矩在19世紀末用雙腳走遍臺灣,留下大量田野筆記與收藏;鳥居龍藏帶著相機、測量工具進入原住民族地區,留下照片與人類學資料;森丑之助長期走進山區,記錄部落、植物與兩百多處史前遺址。

但是到了1928年的移川子之藏,事情開始變得不同。不再只是「某個厲害的人去調查」,而是出現一套可以延續下去的制度:教授、助手、學生、研究室、標本室、暗房、學術期刊、田野計畫、大學課程,然後下一代研究者再訓練下一代。這才是移川子之藏真正重要的地方。

1947年,移川子之藏因急性肺炎去世,62歲。他留給臺灣的,當然包括那本厚重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但如果今天走進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看到考古標本、看到民族學收藏、看到學生去田野調查、看到研究者拿著早年的系譜重新回部落訪問,其實還可以找到另一樣,沒有放在玻璃櫃裡的遺產:一間研究室。

1928年,那間研究室只有幾個人:一個教授、一個助手、一個學生。但將近一百年後,臺灣的人類學與考古學,仍然有一條很清楚的路,可以一路走回那間「土俗人種學教室」。

參考文獻 #

  1.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1935。《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
  2.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2011–2012。《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全二冊。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
  3. Chen, Wei-Chi, Wan-yao Chou, and Ku-ming (Kevin) Chang. 2021. “Training Historians and Ethnologists in Taiwan, 1928–1949.” In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Volume XXXIV/1: A Global History of Research Education: Discipline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s, 1840–1950, pp. 338–3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陳偉智,2017。〈攝影作為民族誌方法:日治臺灣殖民地人類學的寫真檔案〉。《現代美術學報》第33期。
  5. 胡家瑜,2011。《巴斯達隘──1936年的賽夏祭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6.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之歷史沿革〉、〈人類學博物館簡介〉。
  7.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日本),〈移川子之藏アーカイ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