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原敦：是醫生也是考古學家

圓山工地裡的一塊巨石 #

1918年。臺北圓山附近的臨濟護國禪寺正在施工。工程削去山坡，在地下大約一公尺半的地方，露出了一塊巨大的石頭。

乍看之下，它就是一顆石頭。但有一個人蹲下來仔細看了看。石頭表面有一道又一道磨痕。他認為這不是普通的天然巨石，而是史前人類反覆磨製石器留下來的大砥石。

這個人叫做宮原敦。更奇怪的是，他的本業根本不是考古，而是皮膚科醫師。

宮原敦曾任臺北病院皮膚花柳科醫師，之後任職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他的正式專業是醫學，而且不是掛名醫師。他曾研究臺灣的漢生病、皮膚疾病，也曾前往排灣族地區進行疾病調查。

1919年，他在《臺灣醫學會雜誌》發表長達數十頁的〈臺灣ノ癩人〉，是日治時期臺灣漢生病研究的重要早期文獻。

白天的宮原敦，看的可能是皮膚病患者。但出了醫院，他的注意力卻常常跑到另一種東西上：陶片、石器、貝塚和史前遺址。

在那個臺灣還沒有真正「考古學系」的年代，不少臺灣考古先行者本來就不是職業考古學家——醫師、教師、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公務員。有人看到地上奇怪的石器，就這樣一路掉進考古這個坑裡。宮原敦就是其中之一。

圓山貝塚其實早在1897年就已經由伊能嘉矩、宮村榮一發現，鳥居龍藏也曾來這一帶調查。但1918年的施工，又把一件非常特殊的東西推到人們眼前：一塊近似方形的巨大砂岩，大約兩公尺見方，表面留下大量磨製痕跡。

宮原敦判斷這很可能是史前居民共同使用、拿來磨製石器的大砥石。1919年，他就在《人類學雜誌》發表〈臺灣臺北圓山に於ける巨大なる砥石並に貝塚に就て〉，也就是〈關於臺灣臺北圓山的巨大砥石及貝塚〉。

在當時的報導與史蹟資料裡，這塊石頭甚至一度被形容成世界罕見、甚至「世界最大的石器時代砥石」。今天當然不必再把這種百年前的「世界最大」說法當成現代科學結論，但它至少說明一件事：當時的人，真的被這塊石頭震撼到了。

問題來了。找到大砥石之後，怎麼辦？把它搬走？搬不動。放在原地？風吹、日曬、雨淋，表面的磨痕可能慢慢消失。

宮原敦認為必須保護。但政府一時沒有足夠經費處理。於是到了1922年，他做了一件今天看起來仍然相當誇張的事情：自己出錢。

宮原敦花費一千多圓，在大砥石上方興建了一座鋼筋混凝土覆屋。不是簡單搭一塊鐵皮，而是一座專門為一件史前遺物興建的保護建築。當時《臺灣日日新報》還特別報導這件事。

之後大砥石及其保護設施再交由臺北市保存。1935年，圓山貝塚與大砥石正式被臺灣總督府指定為「史蹟」。

所以如果今天要問：臺灣很早期有沒有人想到，考古遺物不是挖出來就算了，還要想辦法讓它留在原地？宮原敦和這塊大砥石，就是一個非常早的案例。

宮原敦並不是只在圓山看看石頭。1919年，他曾在圓山貝塚進行發掘。1923年，學習院大學學生來臺灣旅行時，板澤武雄還曾與宮原敦一起在圓山進行發掘。到了1930年代，宮原又出現在臺灣考古史另一個重要現場：墾丁寮。

1931年的墾丁寮發掘，當時參與的人有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以及宮原敦。也就是說，在墾丁一座又一座石板棺被清理出來的那些黑白照片裡，那個蹲在石棺旁的人，有些後來經連照美等人的研究辨認，很可能就是宮原敦。

墾丁寮的工作，在臺灣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山田金治早在1912年已經在當地發現史前遺物；但到了1931年前後，臺北帝大與相關研究者開始進行較具規模的正式發掘。宮原不但參與發掘，還在1931年發表〈墾丁寮に於ける發掘〉，1935年又整理〈墾丁寮石器時代の遺蹟〉。

所以宮原敦並不是偶爾來考古現場「參觀的醫生」，他確實是日治時期臺灣考古研究圈裡的一員。

1920年代，臺中大甲溪中游的新社一帶，也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史前遺物。當時蔗苗養成所的下澤伊八郎注意到耕地中的異常遺物，並把消息告訴宮原敦。宮原前往調查後，1926年報導了這處遺址，後來稱作水底寮遺址。

宮原描述，遺址面積非常廣，文化層可達約一公尺，散布大量陶器、石器與玉製飾品。水底寮後來甚至與圓山、烏山頭等一起被視為日治時期臺灣極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

比較可惜的是，宮原留下的位置紀錄並不足以讓後來學者精確定位。經過土地利用與長期變化，今天水底寮遺址的確切核心位置已經很難確認。於是出現了一種考古學很殘酷的狀況：文獻知道它曾經存在，標本也還在，但我們已經很難再找到當年的那塊土地。

1933年與1935年，宮原敦又跑到了東部太麻里流域。這一次他研究的，不是幾千年前完全沒有文字記錄的史前聚落，而是排灣族舊社。

他調查、發掘包括 Alawayan、Kalukalan 等數處已經廢棄的聚落，找到陶片、鐵矛、黃銅手鐲、銅鈴等物件。更重要的是，宮原並沒有只把東西挖出來，他還記錄舊社的建築與空間，並訪問已經遷出的居民與後代，詢問這些遺址過去如何使用。

這件事放在今天看非常重要，因為它已經有一點接近後來所說的歷史考古學、民族考古學與舊社考古。不是只問「這塊陶片幾歲？」，而是問「住過這間屋子的人，還記得這裡發生過什麼嗎？」

今天研究臺灣原住民族舊社的考古學者，回顧學術史時，仍然會提到宮原敦1930年代的這批工作。

宮原敦和前面幾篇的人不太一樣。鳥居龍藏本來就在做人類學，伊能嘉矩一生都在做民族與歷史調查，宮本延人進入臺北帝大後，主要工作也是民族學。宮原敦卻是一個真正有另一份專業的人，醫學才是他的本職。

然而他在臺灣生活期間，研究圓山貝塚、辨認大砥石、自己出錢保護大砥石、參與墾丁寮發掘、報導水底寮遺址，甚至進入排灣族舊社做考古。

這也讓我們看到臺灣考古學剛起步時一個很有趣的樣子：那時候，「考古學家」還不是一個界線清楚的職業。有人看病，有人教書，有人研究植物，有人測量地質。但當他們在臺灣的土地上看到一塊奇怪的石頭，會停下來，蹲下去，仔細看。

1918年，宮原敦就在圓山做了這件事。更難得的是，看完之後，他沒有只把研究寫成論文，他還掏出自己的錢，替一塊幾千年前的人磨過無數次的石頭，蓋了一棟房子。一百多年後再看，這或許才是宮原敦留給臺灣考古史最特別的一筆。